離開伊朗 尋回寫作自由 專訪瑞典學院新院士Jila Mossaed

把時間拉回到一年前,#MeToo運動席捲全球,在瑞典這個堪稱世界上性別最平等的國家都爆出連串性侵醜聞,當中鬧得最沸沸揚揚的話題是,18名女子指控遭瑞典學院女院士弗羅斯滕松(Katarina Frostenson)的法籍丈夫阿爾諾(Jean-Claude Arnault)性侵,還揭發泄露文學獎得主名單。負責頒發諾貝爾文學獎的瑞典學院因事件蒙羞,部分院士憤而「辭職」,導致今年文學獎停頒。今年10月,為了重整架構,學院選出兩位遞補的新院士,其中一人正是70歲的伊朗裔瑞典詩人莫薩德(Jila Mossaed)。

11月初,我坐上火車前往瑞典第二大城哥德堡,與莫薩德見面。那是一個天陰陰下着雨的下午,我一時忘了戴手襪,雙手冰冷的,站在市中心一處電車站等候她。不久,她來了,和我一樣穿得厚厚的,好像很怕冷的樣子:「來了瑞典多年,還是不適應這樣寒冷的天氣。」她對我說。我們走進一間咖啡室,就這樣,一邊喝着熱辣辣的花茶,天南地北地聊起來,談談伊朗,談談文學。

伊朗嚴格審查制度

瑞典學院宣布莫薩德成為新院士後,當地媒體爭相採訪她,「伊朗裔詩人」、「移民身分」等字眼佔據新聞版面。無獨有偶,她的位置是遞補1989年退出瑞典學院事務的院士艾克曼(Kerstin Ekman)。當年艾克曼因不滿瑞典學院拒絕譴責伊朗對印度裔英國小說家拉什迪(Salman Rushdie)施以人身威嚇,以辭退方式表達抗議。如今由莫薩德補上,可有另一層意味?

莫薩德不願評論瑞典學院的醜聞,但表示非常榮幸能夠成為新院士,「瑞典學院是國際權威機構,作為一個中東女性,這是很大的肯定」。1986年,她離開了家鄉德黑蘭,帶着兩個孩子流亡瑞典,當年她38歲。年近40歲,不少人認為人生路已走了大半,但她人生的下半場才剛在瑞典展開。她坦言,人到中年要學習一種新語言不輕易,還要學習用瑞典文寫作,最初沒想過長居瑞典,一直相信有天可以回國,與家人團聚。

「我對伊朗的記憶已是30多年前的事,現在回不去了。」莫薩德慢慢說起昔日在德黑蘭的生活。她早年寫詩,題材主要圍繞伊朗鄉村的貧苦大眾和階級問題,並沒有寫詩批評當時的政權。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後,她失去電台兒童節目的工作,直至1986年她出版了一本詩集,受到國家官方媒體的嚴厲抨擊,數名安全部隊人員到她的家,搜查她的作品和財物,其後被傳召到伊朗文化及伊斯蘭教令部。她憶述:「一個官員審問我,想知道詩中每一個字的含意,他們審查書中許多段落,又指着我問,這個詞語什麼意思,哪個句子又什麼意思。」

*註:伊朗文化及伊斯蘭教令部成立於1984年,是伊朗的政府部門,負責執行審查制度,任何書籍、畫作、圖像、電影、唱片、雜誌,以及商業宣傳產品等等,必須得到官方的允許方可出版,務求內容合乎伊斯蘭教律法。

1979年伊斯蘭革命後,伊朗沙王巴列維領導的君主政體遭到推翻,宗教領袖霍梅尼(Ruhollah Khomeini)重歸故土,在流亡15年後從法國回到伊朗,成立了以伊斯蘭教什葉派政教合一的伊斯蘭共和國,伊朗成為神權至上的國家,建立一系列奉行霍梅尼主義的政治、司法、軍事制度。

伊朗被評為世界上審查最嚴格的國家之一,至今出版書籍仍須經過繁瑣的程序,互聯網情况亦然,大量的網絡內容受到審查、封鎖和過濾,「一切都建基於謊言之上,這是一個沒有自由的社會,毫無言論自由。許多人因為說了政府幾句話,便遭關進監獄,政府只眷戀權力和金錢,不覺得他們愛戴人民和國家」。

流亡異國 追求自由

這位詩人自稱是自由思想者,這一點可從她的衣著打扮反映出來,她不像傳統伊朗女性,沒有戴頭巾的習慣,「我有自由選擇是否戴頭巾,我有自由決定穿哪件衣服」。32年前,她流亡瑞典,就是為了追求真正的自由。

帶着孩子來到瑞典,她背負打拼的沉重負擔:「如果你是醫生或科學家這類專業人士,工作機會較多,容易餬口。我來的時候,行李箱只裝着幾本我寫的書,當時不懂瑞典文,唯有在(移民區)幼稚園當教師教伊朗孩子波斯語,還做過圖書館、藝術畫展不同類型的工作。」日子一天一天過,她把瑞典當成第二個家,既學習當地的語言,還嘗試用瑞典文寫詩,「過程是艱辛的,但我必須這樣做,我要告訴當權者,為何我要離開自己的國家」。

這些年來,她以瑞典語撰寫了多部小說與詩集,累積了一群瑞典讀者,「瑞典人的閱讀風氣很好,對世界文學保持開放的心態」。上月,當瑞典學院宣布她成為新院士後,她曾感慨說自己的作品在伊朗無人欣賞,在瑞典卻很受歡迎。細問她在瑞典當作家跟伊朗有何分別,「自由」兩個字從她口中說出來。在伊朗,她的名字被列入黑名單內,著作被禁,甚少人看到其作品:「在瑞典寫作感覺不一樣,我可以自由書寫任何題材,關於政治的、宗教及女性議題都可以,我的恐懼感頓然消失,以往在伊朗生活在無形壓力中,寫什麼根本沒有百分百的自由。」

她續稱,那些敢言的伊朗詩人,一般把詩作分享到互聯網,或是私下秘密出版,一旦被政府發現,隨時被關、被失蹤甚至被殺,著作也遭銷毁,但有些伊朗詩人收錢幫政府說好話,他們不會提出問題,而是盲從接受。

事實上,伊朗有 「詩人之國 」的美譽,在波斯文學史上,菲爾多西、薩迪、莫拉維、哈菲茲被稱為「四大支柱」。數百年來,他們的作品在世界廣泛傳播。據說,伊朗每家每戶總有兩本書,一本是古蘭經,另一本是哈菲茲詩集。談起哈菲茲,莫薩德就雙眼發亮,稱讚哈菲茲是十四世紀偉大的抒情詩人,在伊朗人心中擁有崇高地位,她曾翻譯哈菲茲的作品,形容哈菲茲的詩歌不乏對封建社會表達不滿,對蘇菲派甚至某些宗教人士提出大擔批評,選擇站在人民一邊,歌頌愛與美,追求自由。

600年過去,哈菲兹的影響力彷彿從未消失。在伊朗西南部設拉子(Shiraz),哈菲兹墓地建於此,不少伊朗人常到墓地前朗誦和默念詩歌。莫薩德曾在一次訪問中表示,伊朗不是只有石油和天然氣,詩歌才是最大的財富。她認為,伊朗文學被西方長期忽視,例如已故伊朗詩人玄魯的作品沒有被準確翻譯成多種語言,這實在可惜,「我加入瑞典學院後,將有多些機會向西方文學界介紹伊朗作品,但我只有一把聲音,希望能做到最好……我們靠文字表達個人想法和理想」。

生於「詩國 」 詩歌能改變世界?

我好奇問,詩人的創作是為了改變世界嗎?莫薩德想了一想說,詩是良藥,但要真正改變現狀,詩歌能起的作用不大,尤其是伊朗。她之所以寫詩,是為思想上的自由而寫:「透過寫作揭開鐵幕後的真相,告訴讀者世界發生了什麼事,這是詩人的責任,也是我的責任。為什麼我來到這裏?為什麼我要離開自己的國家?我想做點事情讓人們覺醒。」

在她眼中,當前的世界難民問題尤關重要,「我寫過一本書《Jag föder rådjuret》(中譯:我餵鹿),書中有幾首詩談及難民,為何一個臨盆在即的孕婦千辛萬苦逃到歐洲、老人和兒童在逃亡途中死去,這不是他們的錯,是無情的戰爭迫使他們流離失所。我有責任寫出來,呼籲各國接收難民,任何人應停止對獨裁極權國家供應武器」。

她關心的豈止這些,還有遠方的故鄉。2017年5月,伊朗總統選舉中魯哈尼(Hassan Rouhani)獲勝連任,隨後他被指摘沒有信守有關經濟和社會改革的競選承諾,同年12月底國內爆發大規模的反政府示威,從一開始抗議物價高漲問題、失業率高企,演變成後來的反腐敗、反獨裁,示威造成20多人死亡。

莫薩德批評,魯哈尼承諾了許多東西都做不到:「(選舉)只是一場騷,誰當總統也好,民主都不會實現。」我告訴她,香港人常用「伊朗式選舉」來嘲諷自身制度,即形容政權表面上給予人民一人一票普選的權利,其實以政治主張篩選參選資格,確保當選者合乎心意,徒有選舉之名,已無選舉之實。前港督彭定康曾於2014年撰文,以人大常委會就香港政改所定的普選框架,與伊朗的制度類比,兩者在提名過程上同樣存在篩選,引起爭論。

莫薩德聽罷,微微一笑,她從未踏足中國和香港,對香港的情况不太了解。離開咖啡室前,她反問我香港的詩人通常寫什麼題材?作家和詩人會受到壓力嗎?「愈來愈多伊朗年輕人因為找不到工作、不快樂,或感覺沒有未來,選擇離開伊朗,跑到歐洲、美國等國家去。」她慨嘆道。因為失望而萌生出走念頭的,其實又豈止伊朗人。

撰文:甄梓鈴

原文刊登於《明報》世紀版.五無閒話 2018–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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