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布拉格之春」50周年 在捷克尋找共產記憶

1968年8月20日晚,蘇聯坦克入城、一場和平的改革運動遭到鎮壓,一覺醒來多少人夢碎,那是50年前捷克斯洛伐克首都的情景,「布拉格之春」就此失敗告終。

50年後的今天,布拉格連場紀念活動,市中心佈設圖文展板和坦克模型,實景復原,溫塞斯拉斯廣場(Wenceslas Square)上奏起音樂,提醒人們毋忘歷史。走訪當地,與捷克人對談,一代人的烙印,對後世有何啟示?

8月中旬,在捷克首都布拉格一個共產主義歷史的導覽團,導遊Mike帶着團友在城市的大街小巷裏穿梭,尋找歷史的印記。同類主題的歷史導覽團素來不少,尤其在這一年:捷克斯洛伐克建國百年、共產黨掌權70周年以及「布拉格之春」50周年,歷史彷彿被重新包裝成旅遊賣點,吸引遊人來「朝聖」。

Mike是一位90後,生於共產主義政權垮台之後,大學主修新聞系,卻因鍾情布拉格的美景當上導遊。導覽團開始之前,他先提醒大家數天後是「布拉格之春」50周年,市內有不少反俄羅斯的示威活動,笑稱:「嚇得旅行社職員叫俄羅斯旅客不要在這段日子來布拉格。」

「布拉格之春」及1968年前後的歷史,離Mike這一代很遙遠,但在介紹捷克歷史時,他毫不猶豫地批評:「那座共產主義時期興建的電視塔是全世界最醜的建築」、「在共產黨統治下,父母生活受到種種限制,不能出國,就連看什麼書的自由也沒有。」像他這個年紀的年輕人,對歷史的認知大多從書本和父母口中得知。他形容歷史是一種提醒,今天享有的自由得來不易,但他也感慨身邊朋友不愛談歷史。

1968年1月5日,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舉行中央全會,改革派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ček)當選黨中央第一書記,為國家帶來短暫的自由氣氛。七個多月後,蘇聯為主的華沙公約盟軍越過邊界,撲滅改變之火。估計有約80人在蘇聯軍隊入侵期間死亡,數百人受傷。此後,捷克斯洛伐克經歷20年被佔領的恥辱,直至1989年「天鵝絨革命」推翻共產主義政權,實現民主化。

走訪布拉格的其中一站,是1968年曾經被蘇聯軍隊佔領的捷克電台總部。65歲的捷克電台編輯主任Julie Stejskalová憶述,蘇軍入侵布拉格時,捷克電台向全國發出緊急廣播,並呼籲市民冷靜,切勿與蘇聯軍人衝突,對減少人命傷亡起了很大作用。為了控制資訊傳播,蘇軍很快便佔領電台。

Julie當年只有15歲,和家人住在電台附近,家園受牽連遭燒毀。她形容,1968年之後,求變的希望被徹底打碎,國家進入了一個受壓迫的時代。她皺起眉頭說:「這是受屈辱的歷史,但現今年輕人好像不太清楚1968年發生了什麼。」

重現歷史 呼喚記憶

老一輩捷克人對「布拉格之春」刻骨銘心,不過今年6月捷克一個非牟利組織的民調發現,許多捷克人對國家現代歷史進程中的重要時刻沒有記憶,逾千名18至65歲受訪者中,近四分之一不知道1968年發生了什麼事,逾三分之一人表示未曾聽過1948年「二月事件」,近半對1938年《慕尼黑協定》懵然不知,當中許多是年輕人。

為了讓年輕人認識歷史,捷克電台舉行紀念音樂會,又製作特備節目,結合歷史廣播和親歷者訪談,連續廣播13小時,重現歷史一刻。在著名的溫塞斯拉斯廣場上,擠滿了來聽音樂會的人潮,有坐着輪椅的老婆婆,也有來湊熱鬧的年輕人,還有些父母帶同孩子來到廣場紀念碑前獻花。1969年1月16日,布拉格查理大學學生帕拉赫(Jan Palach)在這裏自焚,以死抗議蘇聯侵略,一齣講述帕拉赫成長經歷的改編電影正在全國上映。Julie希望新一代能透過這類活動汲取歷史教訓,捍衛民主和自由,但雙手拿着鮮花、對相機鏡頭擺出笑臉的孩子們,似乎不知帕拉赫是誰。

今天,捷克和斯洛伐克已一分為二。即使年輕一輩努力追溯,但始終不曾經歷,上一輩口中的歷史對他們來說面目模糊。在新的時代裏,如何理解「布拉格之春」的意義?帶着這些疑問,我來到捷克作家克里瑪(Ivan Klíma)的家。

文學界在「布拉格之春」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關於捷克共產年代那段歷史,外界多記得本為劇作家的前總統哈維爾(Václav Havel),或是著寫《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笑忘書》的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克里瑪的名字相對陌生,但在捷克,這位86歲老人卻備受尊崇。

克里瑪大半生與捷克的歷史命脈緊緊聯繫在一起,他不畏強權,寫下多篇批評共產政權的作品。他曾經出走,卻不像米蘭昆德拉那樣流亡異國。正因為選擇留下來,在許多捷克人心中,他的地位崇高。如今他與太太隱居布拉格郊區一座三層高小屋,過着退休生活,但對國家的現況依然關心。

書寫民族命運

走進屋內,克里瑪邀請我到書房傾談,他背微駝,一頭花白亂髮,飽歷風霜的臉上刻滿了歲月留下的皺紋。書房四壁架上擺滿書籍,有他寫的書,也有別人的書,還收藏了共產政權時期地下出版的禁書。好奇地問他現在還有寫書嗎?他搖一搖頭「年紀大了,很少寫作,平日每朝起床會做一些伸展運動,然後預備早餐,看看電視,或外出購物,最大興趣是去森林採摘蘑菇。」他走到書架前,拿了一本關於蘑菇的書籍分享「哪個有毒、哪個季節適合採摘蘑菇」。

就這樣,我們從生活日常聊起,慢慢地談到這座城市的過去和現狀。

克里瑪人生中經歷過兩次極權統治。第一次在年少時,生於猶太家庭的他,二戰期間曾被關在特雷津(Terezin)集中營三年多,直至1945年蘇聯解放集中營,他和家人僥倖活了下來。接下來是中年之後,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開展了由上而下的「布拉格之春」新氣象,當時他擔任文學雜誌編輯,同時創作小說和劇本。他積極發表文章要求改革。和他一樣透過文學來批判社會的捷克作家為數不少,例如瓦楚里克(Ludvík Vaculík)於同年6月發表《二千字宣言》,超過3萬人簽署支持,刺激了改革運動的發展。

克里瑪在自傳《我的瘋狂世紀》(My Crazy Century)中披露,他曾經有兩次逃走的機會。1968年蘇聯坦克入侵布拉格一刻,他與情人正在英國,妻子身處以色列,女兒和祖父母在布拉格。他本可以選擇不回國,但國家被佔領,自己卻身在異地玩樂,感覺不好受,於是他想盡辦法與妻子在維也納會合,然後啟程回國。翌年他應邀到美國密蘇里大學當訪問學者,完成課程後,還是選擇回國,只因熱愛自己的國家和語言。

克里瑪回憶,國家剛被佔領的那段時間,邊境是開放的,許多人為了讓孩子在自由環境下成長,放棄了財產和事業而離開,所以當他決定返回捷克,身邊友人感到驚訝,甚至認為這樣做對孩子不負責任。他在自傳裏寫道:「移民不僅能享受在自由社會裏更多的權利和更好的機會,同時也要犧牲某些東西,這對某些人來說可能顯得微不足道,但對另外一些人來說可能意味着終身的創傷。」問他不捨什麼?他說熱愛自己的城市和語言,一旦離開,相信孩子很快能適應新環境,但身為一個作家,忘記了自己的母語,中斷與故土的感情聯繫,很難創作。

回國之後,他發現自己的著作已經從所有書店下架,任何報章都不能刊登政府秘密名單上的作者文章。他因此失去了工作,還被沒收護照,屢屢成為《紅色權利報》的攻擊對象,經常被警察拉去問話,幸而從來沒有坐牢。為了維持生計,他在基層做過醫院護理員、送信員和清潔工,透過工作接觸到不同的人,把小人物的故事寫進作品中,共產主義政權統治下社會日常生活形態躍然紙上。

東歐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掀起了「薩米亞特」(地下出版)的寫作風氣,即使作品不能刊登,作家們仍堅持繼續地下創作,包括克里瑪在內。說着說着,他從書架上拿出當年他們出版的「禁書」,簡陋的裝釘、薄薄的牛油紙上寫滿字體,為避過審查制度,人們私底下偷偷傳閱,同時把思想傳開去。

民主不能解決所有問題

共產統治時代,克里瑪家中定期舉行聚會,邀請哈維爾等知名作家,每月聚首一堂,朗讀被禁的作品。這些「禁書」涉及政治、宗教、社會及文學創作,內容不乏對社會的批判,流露着對擺脫制度壓迫、擁抱自由的渴求。問他心中的理想世界是怎樣的?他對這個題目很感興趣:「年輕時我曾經有不少想法,民主就是夢想,在那裏沒有人會遭受壓迫,人人擁有言論自由,經過多年的努力,我們做到了民主,但理想與現實永遠存在落差。」

「現在我心中沒有什麼理想世界,不敢再想。夢始終是夢,在現實中很難成真,任何人對某種社會制度或意識形態有太多幻想都是危險的。睡覺的時候,你可以有自己的想像,現實中不能。」那麼,今天的捷克跟預期中的世界一樣嗎?他想了一下,語調平平地說:「現在已經很好了,國家沒有太多失業者和文盲,當然,民主不能解決所有問題。」

克里瑪說,世上沒有任何一種制度能解決一切社會問題,民主也不是完美的制度。他認同英國政治偉人邱吉爾對民主制度的描述—「民主是最壞的政府形式,除了其他所有不斷地被試驗過的政府形式之外」。

1989年蘇東劇變,捷克也踏上民主化之途。天鵝絨革命後,哈維爾當選總統,帶領國家建設民主政體。哈維爾執政長達14年之久,其間,捷克斯洛伐克於1993年經由公投「分家」,成為兩個獨立國家。他把哲學家情懷帶入政治,強調「在真實中生活」,倡導人權及和平主義的理念。

事過境遷,如今坐上總統寶座的是民粹主義者澤曼(Miloš Zeman)。現年74歲的澤曼在年輕時加入共產黨,很快因反對蘇聯入侵而被驅逐出黨。五年前,他打着鮮明的親俄、反移民與疑歐旗號,成為首名全民直選的總統,並於今年成功連任。這像是對30年前那場轟轟烈烈的時代巨變的反諷,但在捷克,人們更愛爭議的是他煙不離手、酒不離口的生活習慣。

近年,民粹主義政黨在東歐政壇非常活躍,在民粹浪潮狂襲下,被譽為「捷克特朗普」的富商巴比什(Andrej Babiš)領導的「不滿公民行動」(ANO)也在去年國會選舉中大勝。巴比什同樣主打民粹牌,高舉反移民和反歐元旗幟,他當上總理後醜聞纏身,涉嫌騙取歐盟200萬歐元補助,又被翻在共產黨執政期間涉嫌協助秘密警察的舊帳。

對於右翼民粹主義的逆流在捷克發酵,克里瑪似乎不太擔憂,對國家近30年來的種種變化看得比較樂觀。但他如何看待極右思潮崛起?是無知群眾被政客的辭令蒙蔽?抑或真的反映社會民意,極端主義正在走向主流?他沒有直接回答這個問題,卻說起歷史上不少獨裁者都是靠民主選舉上台,通過合法的選舉贏得政權,然後逐步轉向獨裁甚至極權。他強調,民主選舉最重要的目的應該是「選一個為社會着想,而非關心個人私利的政治家」。

共產主義從來沒消失

我嘗試把話題拉近一點,說起最近捷克政壇發生的事端。7月初,巴比什領導的少數派內閣在國會的信任投票中過關,成為1989年共產政權垮台以來,首個仰賴共產黨支持才不至於倒閣的政府,外界甚至形容這是共產黨首次「重返政壇」。這種說法是否被誇大了?

鐵幕倒下後,許多人原以為共產主義會在東歐消失。但現實告訴我們,它真實存在。捷克政治學家Petr Sokol撰文指出,東歐的許多前共產黨員早已改名換姓、轉投其他黨派,或在政壇上銷聲匿跡。捷克共產黨(KSCM)的情況倒是有點不同,儘管在去年大選中取得歷史上最糟糕的成績(整體得票7.8%,在國會取得15席),但仍為歐洲最強大的共產勢力。

克里瑪說,共產主義從沒有在捷克消失,許多在共產制度下受惠的老一輩,仍然對共產主義充滿幻想。對一些人而言,馬克思強調反剝削與壓迫,追求個人解放、實現完美烏托邦的願景,其理論是「吸引的」,不過也是「極度危險和不真實的……這一次(新政府組閣)可能有些意思,但我不認為共產主義的影響力會因此變大」。

說到此處,我想起那個共產主義導覽團,導遊Mike沿途介紹捷克時,激動說起自從哈維爾死後,捷克再沒有出色的政治家,「你知道捷克面對着政治危機嗎?我討厭現任總統,有一半國民都不喜歡他,新政府和共產黨合作起來,實在沒眼看了。」他解釋,自己不是擔心共產主義捲土重來,這是不可能的,而是國家開啟民主轉型接近30年,現任總統和總理,一個親俄,另一個被指曾與共產黨的秘密警察合作,難免令人對未來擔憂。

離開布拉格前去了一趟連儂牆,四周人來人往。曾幾何時,捷克人在這面牆壁塗上不滿共產政權的字句洩憤,成為反抗符號,蘊含着人們追求自由的渴望。今天,捷克年輕人或許說不出前秘密警察總部、核戰防空洞這些冷戰遺址在哪,卻知道怎樣去這個「打卡聖地」。只是,他們對這裏承載着歷史的記憶又知道多少?克里瑪的話縈繞於心:「年輕一代似乎對歷史不太着緊,從歷史中學習是重要的,避免重複犯錯,這正是布拉格之春給我們的意義。」

撰文、拍攝:甄梓鈴

文章刊登於第126期《香港01》周報(2018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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