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是政治動盪的一年，全球多國爆發大規模的社會運動。1月，捷克的「布拉格之春」，掀起了公民抗命的序幕，到法國的「五月風暴」，學生、工人及不同階級加入抗議行動，挑戰戴高樂的威權統治，爭取自由和平等。在美國，此起彼落的黑人平權運動震撼人心，民權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被槍殺後半年，兩名非裔美籍運動員在墨西哥城奧運會頒獎台上舉起Black Power Salute，誰也忘不了這歷史一刻。
這是騷動不安的一年，也是充滿希望的一年。橫跨整個西方社會的抗爭運動，象徵了反建制與反保守主義、新舊交替的一年。然而，半個世紀過去，當年的社會運動對之後的社會發展有什麼啟示呢？
本專題採訪了一些曾經參與「六八運動」的人，包括當年學運過後隻身來華的法國學生、曾因佔領學術大樓被拘捕的美國黑人女生。在時代巨輪下，或許他們只是小人物，歷盡人生起伏後，卻是最真實的歷史見證者。歲月在他們身上留下的痕迹，不只一根根白髮，他們的1968年，爭取過什麼？又承受了什麼？
人沒有愚蠢和聰明之分，只有自由和不自由之分。—法國學生示威標語（1968）
我們先由法國五月風暴說起。
4月中旬，法國漢學家潘鳴嘯（Michel Bonnin）接受龍應台基金會邀請，以「法國：從五月風潮的『左』走向了哪裏？」為題，分別在台北和香港舉行了兩場講座，分享他親身參與當年學運的經歷。潘鳴嘯是法國五月風暴的參與者，也是研究中國上山下鄉運動的專家。能說一口流利普通話的他，現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中心客座教授，學生、傳媒常追問他當代中國問題，但關於1968年家鄉法國發生的往事，還是第一次在公開場合談論。
撕掉藍與白 只見紅旗飄揚
記者相約潘鳴嘯做訪問，儘管已過半世紀，他對法國五月風暴仍記憶猶新，一輩子也忘不了。回想1968年，年僅19歲的潘鳴嘯是南泰爾大學（又稱巴黎第十大學）哲學系二年級生，他坦言自己不熱中政治，五月風暴爆發前法國發生多次學生示威，印象較深的一次，是有南泰爾大學的男生要求開放進入女生宿舍的權利，跟校方發生衝突。
五月風暴是一件較複雜的歷史事件，1968年3月可算是整場風暴的起點，一群反越戰學生佔領巴黎美國捷運公司大樓，遭警方逮捕，當中一人為南泰爾大學學生。3月22日運動爆發當晚，潘鳴嘯正在校內聽音樂會，表演差不多結束時，一位紅髮男生突然衝上舞台說「我們佔領了行政大樓」，呼籲學生支持反越戰的抗議運動，他才知悉事件。
那名衝上台的學生是學運的核心領袖、德國籍無政府主義者柯本迪（Daniel Cohn-Bendit），就讀社會學系，潘鳴嘯與他在同一棟樓上課，見過幾次面，但不熟絡。2008年，他們在布魯塞爾一個研討會上再次碰面，聊起那天晚上的經過，「柯本迪仍記得那晚音樂會演奏的是貝多芬鋼琴協奏曲，我佩服他的記憶力，能重遇他十分高興，他當年是個領導，是會開玩笑、很隨性的人。」
佔領行政大樓的學生們成立了一個「322運動」組織，批判美國越戰、要求改革大學教育制度，那個時候潘鳴嘯還未加入學運的浪潮中，直至5月初，南泰爾大學校方決定關閉校園，學生轉往索邦大學集結，警方擔心事態擴大，出動了上千名警員進入校園鎮壓，引起更多人不滿。「校方認為大學不應該有政治活動，叫警察來（鎮壓），當我看見暴力，警察用催淚彈和棍子打人，便決定支持學生那一邊。」潘鳴嘯說。
5月10日當晚，學生在索邦分校附近的拉丁區（Quartier Latin）築起路障。潘鳴嘯憶述，不只學生參與，示威民眾中不乏中年人和長者，巴黎市民紛紛加入學生陣營聲援，「大部分人都反對政府的態度，大學是我們的，不是警察的，所以我們佔領大學周圍的拉丁區。」
這位69歲的學者給人隨和及幽默的感覺，談起這場轟轟烈烈的運動，他指佔領區一開始氣氛良好，很多人在現場散步、討論政治，後來部分示威者築路障，把石頭當成武器投擲警察，雙方發生衝突，多人受傷被捕。他的女友正好住在拉丁區附近，兩人決定先行回去，在家中收聽私營廣播電台的消息，他笑着說：「我們不覺得自己是逃兵。」
警方暴力鎮壓示威人群的消息，觸怒了法國人，法國總工會等多個團體於5月13日發動全面大罷工，共100萬人走上巴黎街頭示威。此時，潘鳴嘯和女友參與了佔領奧德翁國家劇院的行動，他把戲院裏的法國國旗摘下，撕掉藍、白部分，剩下紅色旗幟揮舞。到了5月22日，示威人數已達800萬，罷工令到整個社會陷入癱瘓。就這樣，這場學生運動演變成工人階級，甚至是挑戰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政權及第五共和國體制的政治運動。
*戴高樂治下的法國是個威權保守社會，同性戀犯法，女權低落，女性上班不能穿褲子，已婚婦女到銀行開戶口須經丈夫同意，電視節目及新聞要經審查，工人不受保障。與此同時，反越戰的抗爭已在美國鬧得沸沸揚揚，加速了法國抗爭運動爆發。
嬰兒潮世代 難找自己位置
為何這場示威會迅速蔓延？潘鳴嘯說，1968年全球多個國家都有社運發生，在傳媒的影響之下，他和其他法國青年一樣，看到美國民權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遇刺、西德青年學運領袖杜契克（Rudi Dutschke）中槍等新聞，受到很大的刺激，「很大程度上我們是互相影響的。我們要抵抗（強權），追求另一種世界。」
反越戰只是法國五月風暴其中一條導火線，事實上這場運動的發生，與日積月累的社會怨氣有關。潘鳴嘯認為，年輕人不滿教育制度是原因之一。二戰結束後，遠赴戰場的士兵們歸鄉，引發了嬰兒潮（Baby boom），西方國家的出生率急劇增長，大學生人數激增，他慨嘆：「由於人數龐大，我們這一代人很難找到自己的位置。」
另一方面，戰後的經濟發展快，社會需要更多有識之士，令教育普及。以前許多人小學還沒畢業就要開始工作，嬰兒潮世代是第一代有充分機會讀書的青年，大多數人讀高中和大學，正因為學到很多知識，多了思考，更敢於發聲。特別是大學教育方面，年輕人渴望改革優化制度，破除傳統觀念的束縛。
潘鳴嘯指出，當時法國年輕人求變的心很強，因為社會上充斥着太多不自由和不平等，思想依然傳統保守，例如在學校裏面，男女學生要分班、分宿舍，諸多限制，這種不平等亦反映在僱主和工人、醫生和護士的身上，整個社會、各個領域都有不滿情緒，覺得生活不夠自由。
這場運動果然一如其名，來去如風。面對嚴重的政治危機，總統戴高樂於5月29日神秘失蹤，連夜趕往聯邦德國的法軍駐守地，尋求軍方高層的支持，翌日返回巴黎發表講話，宣布解散國會重新選舉，早已厭倦罷工活動的市民走到香榭麗舍大道遊行支持戴高樂，令情勢出現變化。
隨後的6月，反戴高樂的示威浪潮逐漸減退，工人陸續回到工作崗位。本以為五月風暴能促成法國第五共和國的終結，然而，國會選舉的結果出乎意料，戴高樂的右派在大選中獲得大勝，象徵着運動無疾而終。
學運過後，潘鳴嘯開始學習中文，年少時對於馬克思主義很有興趣，對東方感到好奇，覺得在巴黎學不好，就決定去中國跑一趟。但那時中國在鬧文革，外國學生一律被驅逐出境。他說：「既然去不了中國，就去最接近中國大陸的地方。」於是在1971年，二十出頭的他隻身來到香港，寄居朋友祖父母的家，一邊打工一邊學習中文，還在此遇到從中國逃亡的知青，認識到文革那段歷史，多年後著書《失落的一代——中國的上山下鄉運動》，現時長居香港。
沒推翻政府 卻改變了風氣
「雖然運動失敗了，但社會整體得到一些改革。」潘鳴嘯這樣說。五月風暴的影響力還是很大，戴高樂勝選後組成新政府，就教育、勞工權利等方面推出多項改革措施，「因為他不可以當沒事發生，需要改革。」
運動結束後，潘鳴嘯曾參加學生與教育部長富爾（Edgar Faure）的談判，富爾是一名左派，他看到戴高樂政府邀請一位左派份子入閣，感到政府走向開明。
潘鳴嘯認為五月風暴改變了當時的社會風氣，特別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不論是在家庭或是學校，人們開始敢於表達自己的意見，而這場抗爭更成為了後來「婦女解放運動」的起點。在潘鳴嘯眼中，1968年的法國較為傳統，戴高樂政府的威權主義與傳統天主教思想當道，男女關係傾向保守，社會把女性當做生仔機器，甚至不允許民眾避孕或墮胎，若迫不得已只能找黑市醫生，他實在受不了這種想法。
那次運動之後，男女關係自由多了，女權也有顯著提升，這反映在社會政策方面。他舉例說，1971年有343位具身份地位的法國女性，包括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杜哈絲（Marguerite Duras）、莎岡（Francoise Sagan）等人加入法國女性解放運動，並簽署《343宣言》，一起支持女性擁墮胎權利，要求修改法律。1974年，法國右派政府甚至出現了一位女部長，翌年通過立法允許墮胎，增加了女性的生育自主權，為保障女性權益取得極大的進步，這些都可算是五月風暴的成果。
除了讓女性解放，社會氣氛變得開放之外，潘鳴嘯表示，這場運動亦創造了一個新傳統，就是罷工文化，「以後一有人不滿，便會採取罷工、佔領地方的方式表達出來」，人們更加敢於努力爭取自己的權益。在這種情況下，法國工人的待遇進一步提高，企業的勞資關係也得以改善。
馬克龍改革 阻力大路難行
50年過後，中間派的馬克龍當上法國總統。自上任以來，馬克龍積極兌現競選承諾，提出多項大刀闊斧的改革建議，包括勞動法、移民政策、農業補貼、退休體制，削減公務員職位和教育改革，近期他更向法國國鐵工人「開刀」，提出延後法鐵退休年齡及縮減退休金等措施，引起各界人士不滿。
馬克龍不顧國內的反對聲音，強推改革觸發了全國示威浪潮，迫使法國人走上街頭。上月起，法國國營鐵路公司（SNCF）的四大工會展開大規模罷工、法國航空工會罷工要求加薪，法國再度陷入騷動。有學生組織更發起封鎖學校行動，不讓教師和同學上課，抗議政府改革大學入學考試的方案，違反自由教育的原則。當中包括巴黎索邦大學，索邦大學正是1968年五月學運的大本營，歷史彷彿在重演。
法國民調機構Ifop-Fiducial於4月18日公布民意調查，在馬克龍上任總統快將一年之際，近六成受訪的民眾不滿馬克龍的政績，主要歸因於急進的改革計劃。民意反彈會否令法國再度發生如1968年大規模的社運風潮？潘鳴嘯認為可能性不大，「現在我看不見社會變成一個像當年全國大罷工、讓政府癱瘓的狀況，但不排除社會將有大型運動，因為馬克龍政府想搞很多改革，要實現這些改革，社會有些人會覺得侵犯他們的利益，這是一個問題。另一方面，有些人覺得不改革不行，所以一切很難說。」
被問到法國當前面對的最大問題是什麼，他想了一想，說是就業問題。事實上，高踞不下的失業率是法國社會的毒瘤，自歐債危機以來，法國的失業率一直徘徊在10%左右，許多人都找不到穩定工作，青年人失業率甚至接近25%，這是馬克龍主打經濟改革的原因，「我覺得多數人還是會支持改革，但如果後來有人感到失望，（政策）對學生和工人有害，可能就有變化。」
相比1968年，現在的政治環境大不同，潘鳴嘯回憶，當時戴高樂已經執政了十年，民間有一個口號：「十年，我們受夠了。」人們普遍對政府不信任，「不過現在馬克龍上台沒很久，還可以代表一種新東西。」
文：甄梓鈴
Kanice Y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