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運動50周年】學運與工運交織 法國五月風暴 迷茫中求變革

1968年是政治動盪的一年,全球多國爆發大規模的社會運動。1月,捷克的「布拉格之春」,掀起了公民抗命的序幕,到法國的「五月風暴」,學生、工人及不同階級加入抗議行動,挑戰戴高樂的威權統治,爭取自由和平等。在美國,此起彼落的黑人平權運動震撼人心,民權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被槍殺後半年,兩名非裔美籍運動員在墨西哥城奧運會頒獎台上舉起Black Power Salute,誰也忘不了這歷史一刻。

這是騷動不安的一年,也是充滿希望的一年。橫跨整個西方社會的抗爭運動,象徵了反建制與反保守主義、新舊交替的一年。然而,半個世紀過去,當年的社會運動對之後的社會發展有什麼啟示呢?

本專題採訪了一些曾經參與「六八運動」的人,包括當年學運過後隻身來華的法國學生、曾因佔領學術大樓被拘捕的美國黑人女生。在時代巨輪下,或許他們只是小人物,歷盡人生起伏後,卻是最真實的歷史見證者。歲月在他們身上留下的痕迹,不只一根根白髮,他們的1968年,爭取過什麼?又承受了什麼?

人沒有愚蠢和聰明之分,只有自由和不自由之分。—法國學生示威標語(1968)

我們先由法國五月風暴說起。

4月中旬,法國漢學家潘鳴嘯(Michel Bonnin)接受龍應台基金會邀請,以「法國:從五月風潮的『左』走向了哪裏?」為題,分別在台北和香港舉行了兩場講座,分享他親身參與當年學運的經歷。潘鳴嘯是法國五月風暴的參與者,也是研究中國上山下鄉運動的專家。能說一口流利普通話的他,現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中心客座教授,學生、傳媒常追問他當代中國問題,但關於1968年家鄉法國發生的往事,還是第一次在公開場合談論。

撕掉藍與白 只見紅旗飄揚

記者相約潘鳴嘯做訪問,儘管已過半世紀,他對法國五月風暴仍記憶猶新,一輩子也忘不了。回想1968年,年僅19歲的潘鳴嘯是南泰爾大學(又稱巴黎第十大學)哲學系二年級生,他坦言自己不熱中政治,五月風暴爆發前法國發生多次學生示威,印象較深的一次,是有南泰爾大學的男生要求開放進入女生宿舍的權利,跟校方發生衝突。

五月風暴是一件較複雜的歷史事件,1968年3月可算是整場風暴的起點,一群反越戰學生佔領巴黎美國捷運公司大樓,遭警方逮捕,當中一人為南泰爾大學學生。3月22日運動爆發當晚,潘鳴嘯正在校內聽音樂會,表演差不多結束時,一位紅髮男生突然衝上舞台說「我們佔領了行政大樓」,呼籲學生支持反越戰的抗議運動,他才知悉事件。

那名衝上台的學生是學運的核心領袖、德國籍無政府主義者柯本迪(Daniel Cohn-Bendit),就讀社會學系,潘鳴嘯與他在同一棟樓上課,見過幾次面,但不熟絡。2008年,他們在布魯塞爾一個研討會上再次碰面,聊起那天晚上的經過,「柯本迪仍記得那晚音樂會演奏的是貝多芬鋼琴協奏曲,我佩服他的記憶力,能重遇他十分高興,他當年是個領導,是會開玩笑、很隨性的人。」

佔領行政大樓的學生們成立了一個「322運動」組織,批判美國越戰、要求改革大學教育制度,那個時候潘鳴嘯還未加入學運的浪潮中,直至5月初,南泰爾大學校方決定關閉校園,學生轉往索邦大學集結,警方擔心事態擴大,出動了上千名警員進入校園鎮壓,引起更多人不滿。「校方認為大學不應該有政治活動,叫警察來(鎮壓),當我看見暴力,警察用催淚彈和棍子打人,便決定支持學生那一邊。」潘鳴嘯說。

5月10日當晚,學生在索邦分校附近的拉丁區(Quartier Latin)築起路障。潘鳴嘯憶述,不只學生參與,示威民眾中不乏中年人和長者,巴黎市民紛紛加入學生陣營聲援,「大部分人都反對政府的態度,大學是我們的,不是警察的,所以我們佔領大學周圍的拉丁區。」

這位69歲的學者給人隨和及幽默的感覺,談起這場轟轟烈烈的運動,他指佔領區一開始氣氛良好,很多人在現場散步、討論政治,後來部分示威者築路障,把石頭當成武器投擲警察,雙方發生衝突,多人受傷被捕。他的女友正好住在拉丁區附近,兩人決定先行回去,在家中收聽私營廣播電台的消息,他笑着說:「我們不覺得自己是逃兵。」

警方暴力鎮壓示威人群的消息,觸怒了法國人,法國總工會等多個團體於5月13日發動全面大罷工,共100萬人走上巴黎街頭示威。此時,潘鳴嘯和女友參與了佔領奧德翁國家劇院的行動,他把戲院裏的法國國旗摘下,撕掉藍、白部分,剩下紅色旗幟揮舞。到了5月22日,示威人數已達800萬,罷工令到整個社會陷入癱瘓。就這樣,這場學生運動演變成工人階級,甚至是挑戰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政權及第五共和國體制的政治運動。

*戴高樂治下的法國是個威權保守社會,同性戀犯法,女權低落,女性上班不能穿褲子,已婚婦女到銀行開戶口須經丈夫同意,電視節目及新聞要經審查,工人不受保障。與此同時,反越戰的抗爭已在美國鬧得沸沸揚揚,加速了法國抗爭運動爆發。

嬰兒潮世代 難找自己位置

為何這場示威會迅速蔓延?潘鳴嘯說,1968年全球多個國家都有社運發生,在傳媒的影響之下,他和其他法國青年一樣,看到美國民權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遇刺、西德青年學運領袖杜契克(Rudi Dutschke)中槍等新聞,受到很大的刺激,「很大程度上我們是互相影響的。我們要抵抗(強權),追求另一種世界。」

反越戰只是法國五月風暴其中一條導火線,事實上這場運動的發生,與日積月累的社會怨氣有關。潘鳴嘯認為,年輕人不滿教育制度是原因之一。二戰結束後,遠赴戰場的士兵們歸鄉,引發了嬰兒潮(Baby boom),西方國家的出生率急劇增長,大學生人數激增,他慨嘆:「由於人數龐大,我們這一代人很難找到自己的位置。」

另一方面,戰後的經濟發展快,社會需要更多有識之士,令教育普及。以前許多人小學還沒畢業就要開始工作,嬰兒潮世代是第一代有充分機會讀書的青年,大多數人讀高中和大學,正因為學到很多知識,多了思考,更敢於發聲。特別是大學教育方面,年輕人渴望改革優化制度,破除傳統觀念的束縛。

潘鳴嘯指出,當時法國年輕人求變的心很強,因為社會上充斥着太多不自由和不平等,思想依然傳統保守,例如在學校裏面,男女學生要分班、分宿舍,諸多限制,這種不平等亦反映在僱主和工人、醫生和護士的身上,整個社會、各個領域都有不滿情緒,覺得生活不夠自由。

這場運動果然一如其名,來去如風。面對嚴重的政治危機,總統戴高樂於5月29日神秘失蹤,連夜趕往聯邦德國的法軍駐守地,尋求軍方高層的支持,翌日返回巴黎發表講話,宣布解散國會重新選舉,早已厭倦罷工活動的市民走到香榭麗舍大道遊行支持戴高樂,令情勢出現變化。

隨後的6月,反戴高樂的示威浪潮逐漸減退,工人陸續回到工作崗位。本以為五月風暴能促成法國第五共和國的終結,然而,國會選舉的結果出乎意料,戴高樂的右派在大選中獲得大勝,象徵着運動無疾而終。

學運過後,潘鳴嘯開始學習中文,年少時對於馬克思主義很有興趣,對東方感到好奇,覺得在巴黎學不好,就決定去中國跑一趟。但那時中國在鬧文革,外國學生一律被驅逐出境。他說:「既然去不了中國,就去最接近中國大陸的地方。」於是在1971年,二十出頭的他隻身來到香港,寄居朋友祖父母的家,一邊打工一邊學習中文,還在此遇到從中國逃亡的知青,認識到文革那段歷史,多年後著書《失落的一代——中國的上山下鄉運動》,現時長居香港。

沒推翻政府 卻改變了風氣

「雖然運動失敗了,但社會整體得到一些改革。」潘鳴嘯這樣說。五月風暴的影響力還是很大,戴高樂勝選後組成新政府,就教育、勞工權利等方面推出多項改革措施,「因為他不可以當沒事發生,需要改革。」

運動結束後,潘鳴嘯曾參加學生與教育部長富爾(Edgar Faure)的談判,富爾是一名左派,他看到戴高樂政府邀請一位左派份子入閣,感到政府走向開明。

潘鳴嘯認為五月風暴改變了當時的社會風氣,特別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不論是在家庭或是學校,人們開始敢於表達自己的意見,而這場抗爭更成為了後來「婦女解放運動」的起點。在潘鳴嘯眼中,1968年的法國較為傳統,戴高樂政府的威權主義與傳統天主教思想當道,男女關係傾向保守,社會把女性當做生仔機器,甚至不允許民眾避孕或墮胎,若迫不得已只能找黑市醫生,他實在受不了這種想法。

那次運動之後,男女關係自由多了,女權也有顯著提升,這反映在社會政策方面。他舉例說,1971年有343位具身份地位的法國女性,包括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杜哈絲(Marguerite Duras)、莎岡(Francoise Sagan)等人加入法國女性解放運動,並簽署《343宣言》,一起支持女性擁墮胎權利,要求修改法律。1974年,法國右派政府甚至出現了一位女部長,翌年通過立法允許墮胎,增加了女性的生育自主權,為保障女性權益取得極大的進步,這些都可算是五月風暴的成果。

除了讓女性解放,社會氣氛變得開放之外,潘鳴嘯表示,這場運動亦創造了一個新傳統,就是罷工文化,「以後一有人不滿,便會採取罷工、佔領地方的方式表達出來」,人們更加敢於努力爭取自己的權益。在這種情況下,法國工人的待遇進一步提高,企業的勞資關係也得以改善。

馬克龍改革 阻力大路難行

50年過後,中間派的馬克龍當上法國總統。自上任以來,馬克龍積極兌現競選承諾,提出多項大刀闊斧的改革建議,包括勞動法、移民政策、農業補貼、退休體制,削減公務員職位和教育改革,近期他更向法國國鐵工人「開刀」,提出延後法鐵退休年齡及縮減退休金等措施,引起各界人士不滿。

馬克龍不顧國內的反對聲音,強推改革觸發了全國示威浪潮,迫使法國人走上街頭。上月起,法國國營鐵路公司(SNCF)的四大工會展開大規模罷工、法國航空工會罷工要求加薪,法國再度陷入騷動。有學生組織更發起封鎖學校行動,不讓教師和同學上課,抗議政府改革大學入學考試的方案,違反自由教育的原則。當中包括巴黎索邦大學,索邦大學正是1968年五月學運的大本營,歷史彷彿在重演。

法國民調機構Ifop-Fiducial於4月18日公布民意調查,在馬克龍上任總統快將一年之際,近六成受訪的民眾不滿馬克龍的政績,主要歸因於急進的改革計劃。民意反彈會否令法國再度發生如1968年大規模的社運風潮?潘鳴嘯認為可能性不大,「現在我看不見社會變成一個像當年全國大罷工、讓政府癱瘓的狀況,但不排除社會將有大型運動,因為馬克龍政府想搞很多改革,要實現這些改革,社會有些人會覺得侵犯他們的利益,這是一個問題。另一方面,有些人覺得不改革不行,所以一切很難說。」

被問到法國當前面對的最大問題是什麼,他想了一想,說是就業問題。事實上,高踞不下的失業率是法國社會的毒瘤,自歐債危機以來,法國的失業率一直徘徊在10%左右,許多人都找不到穩定工作,青年人失業率甚至接近25%,這是馬克龍主打經濟改革的原因,「我覺得多數人還是會支持改革,但如果後來有人感到失望,(政策)對學生和工人有害,可能就有變化。」

相比1968年,現在的政治環境大不同,潘鳴嘯回憶,當時戴高樂已經執政了十年,民間有一個口號:「十年,我們受夠了。」人們普遍對政府不信任,「不過現在馬克龍上台沒很久,還可以代表一種新東西。」

文:甄梓鈴

原文刊登於《香港01周報專題《他們的1968》/ 2018-0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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