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工業4.0到工作4.0 拆解德國超短工時之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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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到過德國旅遊的人,大概都對周日市中心空空蕩蕩的商店街印象深刻。德國人注重工作與生活平衡(work-life balance),寧願少賺一點錢,與推崇「多勞多得」、「做到隻積咁嘅樣」的香港工作文化顯然不同。德國目前平均每周工時為34.5,是全球最低的國家之一,近年在數位科技衝擊下,他們更熱烈討論「工作4.0」,希望進一步加強彈性工時。追求生活質素的同時,到底德國是如何維持高競爭力?

「在工作與生活之間,這是新的平衡。」經過連串罷工,代表多個產業工人的德國金屬產業工會(IG Metall)與西南金屬電氣僱主協會(Südwestmetall)於2月6日完成談判。協議規定,今年4月起IG Metall旗下的成員企業將以27個月為期加薪4.3%,並允許勞工根據個人需要,包括家庭因素及健康問題為由,提出6至24個月的「工時縮減」申請,在這段時間內,員工的每周固定工時將由35小時縮短至28小時,同時保留重返全職工作的權利。該協議目前只適用於德國南部巴登-符騰堡(Baden-Württemberg)90萬名金屬和電氣行業的工人,並以兩年為限,滿期後工時自動恢復正常,不排除未來會將概念推廣至全國。

現時德國製造業大多採用每周35小時工時制,這次工會要求企業開放勞工「縮短工時合約」,背後離不開work-life balance這一因素。IG Metall發言人表示,不少勞工因工時太長無法照顧家庭,「我們希望僱主意識到,現代家庭的傳統性別角色正在發生變化,我們希望工人有機會去做對社會重要的工作。」再加上低生育率、人口老化等問題也壓迫着勞動人口,所以工會積極爭取彈性合約,讓勞工能受惠於工作上的彈性。

不過,每周工作28小時(以五天工作計算,即每日工時為5.6小時),對於香港打工仔而言,可謂天方夜譚吧?在德國任職工程師的香港人石賈墨(筆名)也有所體會,石賈墨19歲在中大念書時,認識了來自德國的交換生,譜出異國情緣。翌年,他放棄完成本地大學學位,遠赴德國讀書,現已在當地生活接近八年,並成家立室。

提到近來熱烘烘的工時話題,他對記者說,縮短工時至28小時是德國社會的一大突破,傳統的性別定型觀念已經過時,家庭分工不一定是「男主外,女主內」,在職父母都可以平衡工作及家庭生活,互相配合,而IG Metall力爭縮短工時的最大原因正是基於家庭考慮,「過去僱主找不到替班,有權拒絕勞工提出自願減薪減工時的要求,但現在若勞工申請縮短工時,想抽時間多陪伴家人,僱主必須給予他們選擇的權利。錢重要,但家庭、個人休息的時間更重要。」

科隆經濟研究所(Cologne Institute for Economic Research)的高級經濟學家Holger Schafer亦對《香港01》表示,縮短工時是個人選擇,喜歡「多勞多得」的金屬產業勞工,仍可選擇維持現狀。不過這種情況不是每個行業都適合,Schafer強調目前德國並無所謂每周工作28小時,並說:「在可見的未來,這情況在各行各業出現的可能性極低。」

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2016年統計,調查的38個國家中,德國每人每年總計工作1,363小時,即每天工作約7小時,是平均工時最低的國家,緊隨其後的是丹麥(1,410小時)、挪威(1,424小時)和荷蘭(1,430小時),墨西哥則是工時最長的國家,為2,255小時。

反觀香港,統計處最新數字顯示,全港343萬打工仔的工時中位數為44小時(以五天工作計算,即每日工時為8.8小時),當中約一成一比例每周工時達60小時或以上。石賈墨稱:「好多人講到德國好像天堂,因為福利好,難民問題就是地獄,我不會這樣說。在德國,超過兩成半人只做兼職,當中以女性為主,這樣平均計算才得出7小時,其實有時德國人都要加班,視乎工作需要。」

以石賈墨本人為例,從事新鮮食品處理工業的他每周工作30至40小時,他稱讚公司十分注重員工作息平衡,也講求生活質素,「德國夏天日照長,同事們下午三四點放工,然後去人工湖游水曬太陽,或者去花園享受大自然。」不過,加班當然還是會有,「做機器安裝或者故障維修,出差到其他國家,很多時候都要工作10小時或以上。如果遇上緊急情況,大部分人都會接受加班1至2小時。」重要的是,超時工作可獲補錢或補假作償,他指德國人比較喜歡補假,老闆通常都會批准員工的補假要求。

根據世界經濟論壇公布的《全球競爭力報告2017-2018》,德國被評為世界上最具競爭力的國家之一,排名世界第五,尤其在創新、勞動市場靈活度和僱員保護方面獲得極高評價。報告根據12項指標對全球137個經濟體進行評估,評估標準包括:企業創新能力,政府的經濟政策、經濟和金融市場狀況、基礎設施和教育。

德國在工業發展不斷求變,早年推出工作4.0,鼓勵彈性工作精神這帶來了另一個謎思,為什麼德國工時低,仍能維持高水平的競爭力?Schafer分析指,相比其他國家,德國工人的生產力更高,原因在於擁有先進技術,使工業領域能夠保持世界領先地位。「在許多情況下,工業在生產率增長方面比服務業有更大的潛力。德國設有有薪實習形式的職業培訓體系,平均技術水平和人力資本較佳。」

事實上,德國本身是高技術產業強國,在這些範疇裏,其他國家難以取代,有利穩住優勢。由此可見,不同國家有着不同的經濟及產業結構,打工仔工時也因而各異,光說羨慕也沒用。

德國人 原來工作沒有特別快

石賈墨坦言不覺得德國人工作特別快,但他們確是用最有效率的方式來工作,以便在維持生產力的同時,平衡個人休閒時間,「正因為德國工時短,所以才能維持高生產力。」他舉例說,正常人體力有限,上班通常朝早最精神,午飯過後有點疲累,而德國人慣常在生產力大幅下降前停下來稍作休息。比如請病假,公司從不過問,「我跟香港朋友談起,在德國睇醫生,醫生好快批出三至五日病假,朋友話邊有可能?病到就嚟死都要返半日搞埋啲手尾。」德國人覺得帶病上班太傻,請病假本來只損失一個人的生產力,但若患感冒還堅持上班,一旦傳染到其他人,就變成危害整個團隊的生產力。他質疑,香港人工時那麼長,生產力猶不及德國,或者正因為打工仔經常處於低效率的狀態工作,「唔可以當人係機器咁操。」

他笑言,早陣子有位同事因腰部不適,需入院治療,「他不算是工作狂,但入院期間還看公司電郵,老闆知道後好嬲,叫電腦部同事封鎖他的電郵帳戶,又叫其他同事不要找他(處理工事),提醒他的首要任務是好好療養。」這在香港簡直不可思議。

工時短不是重點 強調的是彈性

與此同時,德國在工業發展上不斷求變,繼2013年提出工業4.0概念後,德國聯邦勞工及社會事務部於2016年推出《工作4.0白皮書》,計劃修訂勞工法規,告別傳統工作模式,實行彈性工作精神。所謂工作4.0,是關於工業4.0的延伸討論,重點強調在數位化過程中,工作與僱傭關係的形式轉變,不僅在工業部門,目標是塑造未來社會的工作條件和規則,在職安和自主性之間找到平衡。目前最多人討論的是工時和工作地點的靈活性,初創企業已開始推行,員工只需透過一部手提電腦和一張桌子便能工作,在此前提之下,許多行業都可以隨時隨地工作。

隨着科技進步,不少大企業推出新的彈性工作模式,汽車製造大廠BMW便是一例。近年BMW引進了「行動工作制」,鼓勵員工在家使用手提電腦或手機工作,自行把工時登記在帳戶中。員工不到公司上班,事前必須與主管和同事商議好工作時間和方式。為保障企業機密不得外洩,BMW有嚴格規限,包括員工要先接受培訓,了解資訊安全的重要性。BMW公司發言人曾在訪問中表示:「這項措施為作息平衡作出貢獻,對員工來說有激勵作用。」這既能讓員工多與家人相處,也能減輕工作壓力,有助提升效率,一舉多得。

理論上,彈性工作模式是一種優勢,但會對企業帶來不少風險,實踐上也有一定的難度。石賈墨說:「我負責研發工作,彈性較大,例如寫程式或報告,甚至準備外出公幹的資料,有電腦就可以在家做,老闆會允許的。但如果設計機件模型,要運用公司資源和工具就無辦法。我每星期可以安排到一兩天提早下班,回家上網教德文。」他指出,其他從事生產工序的同事,每天需要在公司砌機(組裝機件)八小時,公司曾經討論未來是否逐步安排讓同事在家工作,但在家砌機根本無可能,所以視乎工種性質,「(工作地點的靈活性)不是所有行業適用,但可說是一種指標……可以有彈性就應該鼓勵,若然不能,便應加強工作環境的舒適安全。」

Schafer則認為,工作4.0還在發展階段,目前不確定勞動力市場將如何轉型,「例如工作環境中員工的個人自主權更高,或者需要更多在職培訓,可能存在一些新趨勢,需時觀察。」總的來說,我們今天所看到的短工時、彈性工作這些「幸福制度」,不是上天賞賜給德國人的禮物,德國過去也曾有段勞資雙方爭持不下的歷史,勞工階層花了很多努力才走到今天這一步。

文:甄梓鈴
原文刊登於《香港01》周報/2018-0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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