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到過德國旅遊的人，大概都對周日市中心空空蕩蕩的商店街印象深刻。德國人注重工作與生活平衡（work-life balance），寧願少賺一點錢，與推崇「多勞多得」、「做到隻積咁嘅樣」的香港工作文化顯然不同。德國目前平均每周工時為34.5，是全球最低的國家之一，近年在數位科技衝擊下，他們更熱烈討論「工作4.0」，希望進一步加強彈性工時。追求生活質素的同時，到底德國是如何維持高競爭力？
「在工作與生活之間，這是新的平衡。」經過連串罷工，代表多個產業工人的德國金屬產業工會（IG Metall）與西南金屬電氣僱主協會（Südwestmetall）於2月6日完成談判。協議規定，今年4月起IG Metall旗下的成員企業將以27個月為期加薪4.3%，並允許勞工根據個人需要，包括家庭因素及健康問題為由，提出6至24個月的「工時縮減」申請，在這段時間內，員工的每周固定工時將由35小時縮短至28小時，同時保留重返全職工作的權利。該協議目前只適用於德國南部巴登-符騰堡（Baden-Württemberg）90萬名金屬和電氣行業的工人，並以兩年為限，滿期後工時自動恢復正常，不排除未來會將概念推廣至全國。
現時德國製造業大多採用每周35小時工時制，這次工會要求企業開放勞工「縮短工時合約」，背後離不開work-life balance這一因素。IG Metall發言人表示，不少勞工因工時太長無法照顧家庭，「我們希望僱主意識到，現代家庭的傳統性別角色正在發生變化，我們希望工人有機會去做對社會重要的工作。」再加上低生育率、人口老化等問題也壓迫着勞動人口，所以工會積極爭取彈性合約，讓勞工能受惠於工作上的彈性。
不過，每周工作28小時（以五天工作計算，即每日工時為5.6小時），對於香港打工仔而言，可謂天方夜譚吧？在德國任職工程師的香港人石賈墨（筆名）也有所體會，石賈墨19歲在中大念書時，認識了來自德國的交換生，譜出異國情緣。翌年，他放棄完成本地大學學位，遠赴德國讀書，現已在當地生活接近八年，並成家立室。
提到近來熱烘烘的工時話題，他對記者說，縮短工時至28小時是德國社會的一大突破，傳統的性別定型觀念已經過時，家庭分工不一定是「男主外，女主內」，在職父母都可以平衡工作及家庭生活，互相配合，而IG Metall力爭縮短工時的最大原因正是基於家庭考慮，「過去僱主找不到替班，有權拒絕勞工提出自願減薪減工時的要求，但現在若勞工申請縮短工時，想抽時間多陪伴家人，僱主必須給予他們選擇的權利。錢重要，但家庭、個人休息的時間更重要。」
科隆經濟研究所（Cologne Institute for Economic Research）的高級經濟學家Holger Schafer亦對《香港01》表示，縮短工時是個人選擇，喜歡「多勞多得」的金屬產業勞工，仍可選擇維持現狀。不過這種情況不是每個行業都適合，Schafer強調目前德國並無所謂每周工作28小時，並說：「在可見的未來，這情況在各行各業出現的可能性極低。」
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2016年統計，調查的38個國家中，德國每人每年總計工作1,363小時，即每天工作約7小時，是平均工時最低的國家，緊隨其後的是丹麥（1,410小時）、挪威（1,424小時）和荷蘭（1,430小時），墨西哥則是工時最長的國家，為2,255小時。
反觀香港，統計處最新數字顯示，全港343萬打工仔的工時中位數為44小時（以五天工作計算，即每日工時為8.8小時），當中約一成一比例每周工時達60小時或以上。石賈墨稱：「好多人講到德國好像天堂，因為福利好，難民問題就是地獄，我不會這樣說。在德國，超過兩成半人只做兼職，當中以女性為主，這樣平均計算才得出7小時，其實有時德國人都要加班，視乎工作需要。」
以石賈墨本人為例，從事新鮮食品處理工業的他每周工作30至40小時，他稱讚公司十分注重員工作息平衡，也講求生活質素，「德國夏天日照長，同事們下午三四點放工，然後去人工湖游水曬太陽，或者去花園享受大自然。」不過，加班當然還是會有，「做機器安裝或者故障維修，出差到其他國家，很多時候都要工作10小時或以上。如果遇上緊急情況，大部分人都會接受加班1至2小時。」重要的是，超時工作可獲補錢或補假作償，他指德國人比較喜歡補假，老闆通常都會批准員工的補假要求。
根據世界經濟論壇公布的《全球競爭力報告2017-2018》，德國被評為世界上最具競爭力的國家之一，排名世界第五，尤其在創新、勞動市場靈活度和僱員保護方面獲得極高評價。報告根據12項指標對全球137個經濟體進行評估，評估標準包括：企業創新能力，政府的經濟政策、經濟和金融市場狀況、基礎設施和教育。
德國在工業發展不斷求變，早年推出工作4.0，鼓勵彈性工作精神這帶來了另一個謎思，為什麼德國工時低，仍能維持高水平的競爭力？Schafer分析指，相比其他國家，德國工人的生產力更高，原因在於擁有先進技術，使工業領域能夠保持世界領先地位。「在許多情況下，工業在生產率增長方面比服務業有更大的潛力。德國設有有薪實習形式的職業培訓體系，平均技術水平和人力資本較佳。」
事實上，德國本身是高技術產業強國，在這些範疇裏，其他國家難以取代，有利穩住優勢。由此可見，不同國家有着不同的經濟及產業結構，打工仔工時也因而各異，光說羨慕也沒用。
德國人 原來工作沒有特別快
石賈墨坦言不覺得德國人工作特別快，但他們確是用最有效率的方式來工作，以便在維持生產力的同時，平衡個人休閒時間，「正因為德國工時短，所以才能維持高生產力。」他舉例說，正常人體力有限，上班通常朝早最精神，午飯過後有點疲累，而德國人慣常在生產力大幅下降前停下來稍作休息。比如請病假，公司從不過問，「我跟香港朋友談起，在德國睇醫生，醫生好快批出三至五日病假，朋友話邊有可能？病到就嚟死都要返半日搞埋啲手尾。」德國人覺得帶病上班太傻，請病假本來只損失一個人的生產力，但若患感冒還堅持上班，一旦傳染到其他人，就變成危害整個團隊的生產力。他質疑，香港人工時那麼長，生產力猶不及德國，或者正因為打工仔經常處於低效率的狀態工作，「唔可以當人係機器咁操。」
他笑言，早陣子有位同事因腰部不適，需入院治療，「他不算是工作狂，但入院期間還看公司電郵，老闆知道後好嬲，叫電腦部同事封鎖他的電郵帳戶，又叫其他同事不要找他（處理工事），提醒他的首要任務是好好療養。」這在香港簡直不可思議。
工時短不是重點 強調的是彈性
與此同時，德國在工業發展上不斷求變，繼2013年提出工業4.0概念後，德國聯邦勞工及社會事務部於2016年推出《工作4.0白皮書》，計劃修訂勞工法規，告別傳統工作模式，實行彈性工作精神。所謂工作4.0，是關於工業4.0的延伸討論，重點強調在數位化過程中，工作與僱傭關係的形式轉變，不僅在工業部門，目標是塑造未來社會的工作條件和規則，在職安和自主性之間找到平衡。目前最多人討論的是工時和工作地點的靈活性，初創企業已開始推行，員工只需透過一部手提電腦和一張桌子便能工作，在此前提之下，許多行業都可以隨時隨地工作。
隨着科技進步，不少大企業推出新的彈性工作模式，汽車製造大廠BMW便是一例。近年BMW引進了「行動工作制」，鼓勵員工在家使用手提電腦或手機工作，自行把工時登記在帳戶中。員工不到公司上班，事前必須與主管和同事商議好工作時間和方式。為保障企業機密不得外洩，BMW有嚴格規限，包括員工要先接受培訓，了解資訊安全的重要性。BMW公司發言人曾在訪問中表示：「這項措施為作息平衡作出貢獻，對員工來說有激勵作用。」這既能讓員工多與家人相處，也能減輕工作壓力，有助提升效率，一舉多得。
理論上，彈性工作模式是一種優勢，但會對企業帶來不少風險，實踐上也有一定的難度。石賈墨說：「我負責研發工作，彈性較大，例如寫程式或報告，甚至準備外出公幹的資料，有電腦就可以在家做，老闆會允許的。但如果設計機件模型，要運用公司資源和工具就無辦法。我每星期可以安排到一兩天提早下班，回家上網教德文。」他指出，其他從事生產工序的同事，每天需要在公司砌機（組裝機件）八小時，公司曾經討論未來是否逐步安排讓同事在家工作，但在家砌機根本無可能，所以視乎工種性質，「（工作地點的靈活性）不是所有行業適用，但可說是一種指標……可以有彈性就應該鼓勵，若然不能，便應加強工作環境的舒適安全。」
Schafer則認為，工作4.0還在發展階段，目前不確定勞動力市場將如何轉型，「例如工作環境中員工的個人自主權更高，或者需要更多在職培訓，可能存在一些新趨勢，需時觀察。」總的來說，我們今天所看到的短工時、彈性工作這些「幸福制度」，不是上天賞賜給德國人的禮物，德國過去也曾有段勞資雙方爭持不下的歷史，勞工階層花了很多努力才走到今天這一步。
文：甄梓鈴
原文刊登於《香港01》周報/2018-03-26
Kanice Yan 